语言学大师
诺姆・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费城，28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即令他蜚声世界的“转换――生成理论”研究，33岁成为麻省理
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贡献，相当于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贡献。早在1957年，他已经凭着他的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直到今天，“乔姆斯基构架”还是计算机系很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特别是如果你想做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老先生著作等身，迄今为止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不乏艰深的语言学专著，但出版最快、传播最广的却是他犀利的政论。
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霸权统治”曾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强权。”他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这是乔姆斯基最擅长的政论技巧，他喜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异见者的一生
在乔姆斯基堆了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因为他经常批评以色列政府。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因为长期撰文对美国霸权主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视――有人扬言要在给他的邮件中夹寄炸弹，试图以此使他闭嘴，那段时间，乔姆斯基收到的邮件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也与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等传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美国无法威胁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
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慨念是非常荒谬的。
人物周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
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人物周刊：您的观察很有意思。
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人物周刊：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同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
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意见到的。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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